【攀登志】常隆庆：丈量西南经纬，跨越生命平仄 -成都理工大学

来源单位：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发布时间：2025-01-08 浏览次数：

【编者按】

1956年，成都地质勘探学院（现成都理工大学）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应运而生。在这一历史时刻，一批杰出教育家和学者，怀揣着对地质科学的热爱与对教育事业的忠诚，踏上了艰苦卓绝的建校之路。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学校的创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迎接建校70周年，我们重启记忆，梳理过往，访谈今人，展望未来，整理撰写他们的故事，深入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学术成就，同时勾勒出学校的建设精神谱系。

“穷究于理，成就于工”实际上由生动的故事铸成，“不甘人后，敢为人先”来源自代际的精神凝练。

我们首先聚焦于五大奠基人与八大教授。他们不仅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更具备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在他们的引领下，成都理工大学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氛围和校园文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

这种精神谱系，是成都理工大学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它蕴含着对地质科学的无限热爱、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对困难挑战的勇敢面对以及对创新发展的不懈探索。这种精神，如同一股强大的力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成理人不断前行、勇攀高峰。

《攀登志》系列人物传记，将以深情的笔触和翔实的史料，为读者呈现了这些建校元老们的生平事迹与学术成就。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成都理工大学的历史与文化，感受到那些教育家们的卓越贡献与崇高精神。同时，我们也希望这种建设精神谱系能够永远传承下去，激励着更多的成理人继续书写学校的辉煌篇章。

同时，因为部分史料年代久远，部分资料可能出错，我们诚挚地邀请读者对稿子进行斧正，你们的指正和建议将对传记的编撰产生极大的帮助。

常隆庆：丈量西南经纬，跨越生命平仄

人物名片：常隆庆（1905年1月8日—1979年7月21日），字兆宁，四川省江安县人，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先后担任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主任、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所长、西南地质调查所副所长、重庆地质学校教导主任、重庆大学教授、成都地质学院（现成都理工大学）教授等，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教育家，获得“干城”“光华”奖章，发表了著名的《叠溪地震调查记》《雷马峨屏调查记》《宁属七县地质矿产》等共数百万字的学术论文、专著和讲义，主编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地质学》中专教材，在土壤学、古生物学、中国大地构造、四川区域地质等领域做了大量开创性的研究工作，调查发现了世界著名的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和民国时期大型煤田云南那拉箐煤田（现属攀枝花市），首次提出修筑沿安宁河南下的成昆铁路、在攀枝花金沙江沿岸建设国有大型工矿企业，被誉为“攀枝花矿产资源发现的代表人物”和“攀枝花开发建设历史舆论的奠基人” 。

▲常隆庆教授（1905年1月8日—1979年7月21日）

成长于爱国知识分子家庭的常隆庆，自幼展现出了不同常人的努力和坚韧，1924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大学期间，在“五四”精神的深刻影响下，他早早地立下投身科学的志向，坚定选择了“开发宝藏、科学救国”的人生道路。20世纪30～40年代，他发现了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和宝鼎铁矿，并深入攀枝花地区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与论证，提出设厂开发的建议。1956年，他调入我校，担任古生物教研室主任。常隆庆教授治学严谨，亲力亲为，主讲多门核心课程并指导研究生，几十年间带领学生踏遍了攀西的沟沟壑壑，为培养国家所需的高学历地质人才、发现矿产资源以及推动地质科学的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方他魂牵梦萦的西南大地，如今，万象更新。

【巴山蜀水总关情】

作为明朝开国将领常遇春的后代，常隆庆出生在一个充满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于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英勇殉难，这事给了常隆庆极大的冲击，他深深地理解到，只有科技强国，才能使国家摆脱困境，实现民族的复兴。因此，他抱着对科学的热爱和对祖国的深情，踏上了勤奋学习的道路，最终以优异成绩被北大录取。本着“工业不发达国家是强不了的”的想法，他认为工业发展的基础是开发资源，因此，他选择了最苦最累的地质学。

在北大求学的日子里，常隆庆不仅深入研习地质学的专业知识，更深受“五四”精神的熏陶。他明白，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只有通过科学的手段，才能真正挖掘出这些地下宝藏的价值，为国家的发展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北京大学地质系1930届全体毕业生（左为常隆庆）

而与此同时，在祖国的西南角，在常隆庆的故乡，我国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在见过东北境内日本侵入掠夺的种种行径后，毅然决定在西部地区建立本土的地质调查研究机构，将西部科学院的成立初衷定位为——“开发宝藏，富裕民生”。然而，当时的神州大地，地质领域的专业人才极为稀缺，有意愿、有能力、有经验承担起四川乃至西南地区地质工作重任的人，更是难见其踪，遍寻无果。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时间来到1932年，常隆庆的出现，让这个宏伟设想终于迎来了关键时刻。彼时，常隆庆在北平地质调查所工作刚满两年，在土壤调查工作中埋头苦干，付出诸多心力，其努力与专注赢得了清华大学代理校长、中国早期最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教授的高度认可。这两年间，他四处奔走，穿梭于各地山川之间。那些曾经看似“高不可攀”“飘在云端”的理论知识，在他一次次实地考察、一处处样本采集过程中，终于找到了与现实接轨的契合点。但到如今，这项工作究竟能产生多大的现实效用和价值，他的内心也泛起了困惑和疑虑。正值老师翁文灏引荐，思量再三，怀着乡情，怀着对西南地质研究的热忱，怀着“科学救国”的宏愿，他决然响应了故乡的召唤。那年9月，常隆庆应卢作孚之邀、受翁文灏委派，带着不舍，告别了当时全国地质学研究的权威中心——北平地质调查所，重新踏上阔别已久的西南故土。

▲常隆庆考察时所用的地质锤

▲常隆庆考察时所用的放大镜

建立一个专业的地质调查机构，在那个社会动荡、经济凋敝的时代，科研机构建设举步维艰，再加上西南之地受地形所限交通闭塞，学术交流受限、引才受阻，艰难可想而知。在卢、翁两人的帮助与支持下，常隆庆八方奔走，亲赴各地，广开渠道搭建科研平台，终于成功组建起西南地区首个、也是全国仅有的7个专业地质调查机构之——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并担任研究所主任。

▲常隆庆（后排右一）与西部科学院同仁合影

在常隆庆的带领下，这支团队奔忙于巴山蜀水间，取得了丰硕的地质矿产勘查成果，为当地民族工业的崛起提供了宝贵的矿产资源信息，更为抗战时期的物资生产供应了至关重要的煤、铁、铜等矿产资源。一时间，中国西部科学院蜚声南北、名噪全国。

在抗战爆发前的数年里，在西部科学院的各个分支里，论影响力和广泛性，当数博物馆、图书馆和学校等文化机构，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论实际贡献和成效，常隆庆领导的地质研究所则尤为突出，不仅凭借其在地质矿产勘查方面的重大成果，为抗战救国立下了不朽功勋，还极大地推动了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质科学的发展前进和地质人才的培养。

【回望宁属故地】

以西部研究所为起点，从此，常隆庆与西南的地质矿产研究休戚相关。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常隆庆在攀西地区度过几度春秋，在这山高谷深、野草莽莽的沟壑中跋山涉水，一路披荆斩棘克服困难。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当时的攀西社会治安也十分混乱，土匪如毛，常隆庆在考察途中频遭土匪抢劫，甚至险遭绑架杀害，但他不顾生命危险，依旧奔波在这片土地上。1936年的半数时间里，他风餐露宿，在宁属故地留下了踏勘的足迹，勘查了包括攀枝花在内的50余处矿区。此后几年间，他五进五出攀西地区，先后发现了一系列重要的矿产资源，包括铁矿、铜矿、铅锌矿等，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也让这片曾经被世人遗忘的土地终于重回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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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常隆庆手绘的1934年—1940年在攀西地区六次考察路线图

在1934年，常隆庆带领“雷马峨屏考察团”来到雷马峨屏及部分大凉山地区进行考察，该地区主要有彝族、汉族，在二百多年的清朝统治下，民族分隔政策给这里留下了深刻的民族隔阂，也因此，他和团队在开展调查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当地彝族居民的误解和不信任。而除去人情上的难捱，一行人的行程也充满了阻碍，在屏山县与雷波县交界一带，金沙江两岸皆崇山峻岭，竹木交蔽，途中如大崖洞、青杠背、猪圈门等地，均为叛夷杀人越货之所。而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他和他的团队依然坚持完成了对该地区全方位、多领域的考察。成书背后，藏尽科研长途之千般苦涩，其路漫漫，其味杂陈。

▲1934年常隆庆一行人来到雷马峨屏及部分大凉山地区进行考察，走出大凉山时所摄

终于，在同年，常隆庆携着他的《雷马峨屏调查记》，向世人呈现了一个真实而生动的凉山。这一次，作为一个地质学家，文字不再仅仅停留于对地质矿产状况的反映，而是全面展现了对雷马峨屏及部分大凉山地区多科学领域的考察结果，详细记载了该地区的山川物产、气象地质、风土民情等。

在书中，他带领外界未知的眼光，打开了这片山野的大门，不仅描述了凉山的地质地貌，生态环境，以及丰富的矿产资源，更翔实记载了大小凉山彝族的生活情况，包含了如屏山县城的商业状况、老君山一带的道路情况、屏山县与雷波县交界一带的治安等有关社会状况的描述，这为后来民族学研究和地区的开发提供了基础资料，更成为抗战爆发后，四川省政府开展的雷马峨屏地区垦殖活动的重要依据。

▲1936年在西昌考察途中

与此同时，常隆庆的一把地质锤，也敲开了西南的矿藏区：1939年，地质锤在那拉箐等地的山谷中敲击出阵阵回响，经团队测试显示这里蕴藏了一亿吨以上的煤。于是，《宁属七省地质矿产初志》在次年随之问世，一年以来的地质调查研究在常隆庆的文字中娓娓道来。在这部报告中，他详尽记录了宁属地区的地质矿藏，针对攀枝花的成矿方式，特别提出了“盐边系”岩层的概念，明确指出该岩层中富含磁铁矿和赤铁矿等矿产资源，“除了攀枝花铁矿外，其他较大的矿产大部分都有记载”，使外界开始关注这个地区种类丰富、储量巨大的矿产资源。

1940年常隆庆与刘之祥再赴川南，第二次来到攀枝花找矿，地质锤的锤头落在西南的一山又一山，终于在朱家包包山头一块石头上叩击出点点火星，发现了尖包包、硫磺沟、营盘山等处的磁铁矿，经过大量考察和深入认证后，他提出了办矿的设想——“这次我们找到了盐边攀枝花铁矿，作了一些小矿床储量等研究，大致在十一月底才回西昌，我匆忙地将笔记整理，认为攀枝花矿很有希望”。由此，宁属故地实现了从“不毛之地”到“资源宝库”的华丽转身，静默千年之久的攀枝花铁矿终于苏醒，向世人展露蕴藏已久的丰姿。[1]

▲1939年常隆庆踏勘攀枝花矿区时途中小歇（中为常隆庆）

如今回望，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攀西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潜力，更为其后来钢铁工业发展、成为“钒钛之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此期间与之后的研究中，常隆庆也通过对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等矿藏的持续深入探索，提出了设厂开发等许多具有前瞻性的科学论断和理论观点，不仅丰富了中国地质学的理论体系，更为后人研究攀枝花地区的地质矿产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因此种种被民间誉为“攀枝花之父”。

因为深知科学的力量和知识的重要性，在中国抗日战争和国民经济复苏的关键时刻，他将地质科学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不仅组织领导了专业的地质调查队伍，深入西部地区进行矿产资源的勘察，还发现了多个对当时战争和工业生产至关重要的矿点，直接支持了当地的抗日战争和工业发展。

就连时任重庆大学校长兼四川矿产地质调查处处长胡庶华，亦曾专门来信表示敬意，“足下深入蛮荒，从事地质调查，风霜雨雪，饥寒痛苦皆所不惧，此等精神，求之当世，岂可多得，佩服佩服！”

他以脚步为笔，山川为卷，烽火连天岁月里的每次勘探，都是对“科学救国”的誓言最深沉的践行；抛洒在大后方建设的所有心血，都怀揣着对民族复兴最真挚的热望。

【在成理积厚流光的岁月】

▲1956年成都地质勘探学院建设期间

成都地质勘探学院，作为当时全国新成立的三所地质学院之一，汇集了众多地质学领域的教授和杰出专家，可谓人才荟萃。1956年，初到学院常隆庆受到高度重视，他被委以成都地质地勘学院找矿系教授、地史古生物教研室主任的要职，并享有优渥的教授待遇，学院对他卓越的学术成就和丰富教学经验给予了充分认可。

▲常隆庆所佩戴的成都地质学院教师校徽

然而，此番好景不长，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无情地将常隆庆席卷其中，生活境遇一落千丈。此时他刚过知命之年，尽管常隆庆参与野外地质勘查和重要科研活动的机遇寥寥无几，但学院仍竭尽所能地创造和提供条件，一旦有可能，就让他参与到地质工作当中。[2]

女儿常嗣且女士在接受采访中回忆，那段日子，无论何时，在家中，父亲的书桌常常堆满了各种外文词典，日文、英文、德文、俄文应有尽有；面对新的学术资料与问题，他总是反复核对、深入钻研，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这种对知识的敬畏与执着，如同一股无形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遭，不仅感化着家人，也感染着他的学生们。

一如既往的常隆庆始终坚守在地质教育事业的岗位上，珍惜每一次难得的授课机会，倾情向学生讲授《古生物学》《地史学》等专业主干课程，期望这些“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继承他勤奋努力的学习意志，学到他满腹的地学经纶。

▲1956年常隆庆在成都地质勘探学院留影

从常隆庆留下的手稿、日记等遗墨可以看出，为了切实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尽管《地质学》的授课时间仅安排了38学时，他的讲稿却厚达176页。他还顶住学界内外的压力和非议，向学生推荐了阅读材料目录，并要求他们摘记关键点，不让学生撰写论文他就教导学生构思论文大纲。为帮助学生辨别不同的地质构造单元，他就教学生记忆每个单元的显著特征。在当时的环境下，以他个人的处境而言，这种教学方法无疑冒着不小的风险，而严格的要求和严谨的作风，也在学校师生之间传承。很多校友在国内外的地质领域崭露头角，成为撑起地质事业发展的坚实栋梁，都还流传着学校的“家风严格”。

50年代，国家经济建设对燃料和矿产资源需求迫切，成都地质学院深知总结找矿经验、探索找矿理论的重要性。为此，学院特别邀请常隆庆先生，希望他能够将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独到见解进行总结，并能够着手编撰一部关于中国成矿规律的讲义。尽管那时的常隆庆只是一位普通讲师，但他毅然接受了这一重任。

凭借自己多年来的积累，他倾注心血，在短短半年内精心完成了《中国主要矿产和成矿规律》的讲义编写。这不仅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成矿规律的讲义，更为学院总结找矿经验、推动找矿理论的发展以及培养新一代找矿人才做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被视为我国成矿规律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常隆庆的名字也因此与这部讲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我国地质科学研究领域的一段佳话。

▲常隆庆在北京撰写《中国主要矿产和成矿规律》期间与地质部部长李四光等到北京周口考察地质

随着“反右”扩大化错误得到逐步纠正，社会氛围逐渐回暖。尽管此时的常隆庆尚未完全摆脱过去的阴影，但成都地质学院一直希望他的非凡才华与巨大潜力，能继续在地质学领域发光发热。于是，学院着手为他搭建更先进、更高层次的科研与教学环境，为他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在学院与常隆庆双方的双重努力下，依托他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实践经验，他被正式调往地质古生物研究室，致力于西南地区红层的深入研究。

所谓“红层”，就是由于岩石中铁质成分的富集和氧化作用，呈红色或棕红色的岩层，通常以夹层互层的形式出现，具有较强连续性且分布广泛。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根据这些岩层的颜色和地质特征，将其统称为“红层”，通过对其的研究，可以揭示出古地理、古气候、古生物等多方面的信息，对我国的地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西南红层时代划分和地层对比问题”这一科学难题，常隆庆展现出了非凡的毅力和决心。为了从科学上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他三次亲赴红层代表地区进行野外调查和研究，不畏艰难险阻，深入实地探寻真相。

凭借大量的实地考察资料和科学的判断分析，常隆庆在地质领域再次取得新建树。1962年，他与盛莘夫等人合著的《川滇中生代红层与煤系的时代和对比》一文，以翔实资料和严密论证首次向国内外学术界展露了崭新的科学见解，明确指出：“分布于川滇的中生代煤系和红层不是上下关系，均属同时代形成。”

此后的几年里，常隆庆多次开展野外调查，深入研究三叠纪地层和地质构造。基于这些研究成果，他另辟蹊径，又撰《川滇中生代红层及煤系时代划分初步意见》一文，进一步阐述了川滇中生代地壳运动、古地理古气候与红层的对比关系。他把握这难得的几年时间和机遇，很快就成了中国红层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

▲成都自然博物馆（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矿产资源厅”中常隆庆教授的雕像

时至今日，坐落于学校门口的成都自然博物馆（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为常隆庆教授及攀枝花矿区设置了单独的板块。“矿产资源厅”中有他的塑像，并展出了攀枝花的钒钛磁铁矿及攀枝花露天开采矿区大型模型。展柜中陈放着书写常隆庆生平的书籍，多媒体展示区里有他的身影与字迹，那些埋头苦干的日夜仿佛就在观众眼前，在成理的往昔中留下的点点滴滴。

▲馆内收藏的介绍常隆庆生平的书籍

【师生情中见风骨】

田间地头的沟沟壑壑，蜿蜒在几度春秋，勾连起师生间的情谊；亲手绘制的地质图，描摹了整片西南，窥见他为地质事业奉献的终生。

在20世纪60年代，常隆庆在成都地质学院开始参与高学历地质人才的培养，沿袭当年求学北大时孙云铸老师的教导，以校为家、开门授业，我国优秀的地质学者汤跃庆便是他的研究生。

常隆庆带领学生于云南大理、鹤庆等地进行实习考察，测绘晚三叠纪地层剖面，收集科研资料。在滇西的高山密林间，年近花甲的常隆庆，肩扛沉重的地质装备，与学生们一同跨越山水，和后辈们一起实地测量，现场亲自指导他们如何搜集和鉴别古生物化石并传授地层划分方法。

▲常隆庆自行设计装标本及工具的箱子

在鹤庆县的西南山区，一条3000米长的三叠纪剖面测绘，让汤跃庆终生难忘。这个剖面原本是这个地区的基准剖面，常隆庆发现他们只聚焦于大型化石的收集，却忽视小个头化石，便及时指正了他们粗枝大叶的野外作业态度，让他们明晰完整丰富的古生物化石收集对地层研究的重要意义。首次测绘结束后，常隆庆要求汤跃庆作一张信手剖面图，同时自己也作了一张。师生两人的绘制图一经对比和实地查证，让汤跃庆立刻意识到与导师之间的巨大差距，也理解了导师的良苦用心。即使时隔20多年，谈起此次剖面测绘，汤跃庆仍然记忆犹新，他说：“这是我学地质以来第一次测制这样详细的剖面。”

常隆庆严谨治学的大家风范、博大精深的理论知识、丰富的野外实践经验和诲人不倦的授业精神，给随行的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这短短两三个月的实习中，也让勤学上进的学生李素玲与常隆庆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后来，她多次通过书信向老师请教地质学问题，并请求老师帮助鉴定化石，她一有机会到成都出差，都会重回学院拜访这位可亲可敬的师长。

▲1963年常隆庆带领学生在鹤庆石宝山实习时合影

同样是严谨精细的测绘图纸，让“在成都地院上学时既未上过他的课，也不相识”的学生盛章琪，拥有了同样的触动，一直感念着常教授对真理的坚守和对学术的敬畏。

“大炼钢铁”时期，为了搜集“土法炼钢”急需的大批铁矿石，成都地质学院众多学生奔赴雅安天全、石棉等地勘探矿藏，常隆庆也加入其中一个分队，指导学生们的找矿活动。尽管他早先的调研就已经证实了此地区并无有价值的大型矿床，但他并不在乎，他白日里同行上山，晚上在篝火旁教授地学课，只希望能够借这些零星的小矿脉，将自己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传授给这些前来勘探的学生和知青。当时参与找矿的大三学生盛章琪，在2003年所写的《我心中的常隆庆教授——纪念常教授诞辰100周年》中回忆道：“常教授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对我们更是言传身教……还拿出当年亲手绘制的地质图给我们讲解，这张图十分秀丽，线条平整，字体工整，见图就可以知道他对工作的态度，他使我们学到教室里学不到的知识，他的教导使我终身受益匪浅。”[3]

▲常隆庆手写的野外实习记录簿

一张张亲手测绘的地质剖面图，不仅是常隆庆躬身实践、苦寻宝藏的证明，也让与他相知相识的学生受益一生——未来每次回望慨叹，都自见到测绘图一笔一画下的真心而始。

凭着成都地质学院学生们的回忆，似乎拼凑出了那段岁月里浸润出的文人风骨，成为常隆庆为师半生最好的注解。

【用文字观照一生】

虽然常隆庆是理工科出身的学者，但作为从旧时代走出的才子，总是携着一身书生气——习惯用日记记录每次地质调查的发现与历程，以诗句吟咏人生中的壮阔波澜。

我们来到常隆庆女儿家里，走进了攀枝花档案馆，翻开一页页发黄的纸张，六十年前的地质生产实习日记，记下了初入攀西地区调查的情景，成为地质勘探的记录簿——“在仁和街上看到有人挑着煤炭卖而吃惊，打听到是从纳拉箐（一作那拉箐）山上挖出来的后，立即前往磨盘山、施家垭口、干巴塘、灰家所、花山等处，察看因煤炭露头被乡民开采的小煤窑。”……日记里，我们感受得到攀西错综复杂的地形，深入山林的恶劣环境，过程中遭遇着重重困难，但当年在西部科学院成立之时说的“开发宝藏，富裕民生”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更是老一辈科学家面对国家未来与时代需要的承诺。

常隆庆在日记手稿里细致描述了所见的地质现象，包含了从岩石类型到地层结构、构造特征等各个方面，也详细记载了从会理到仁和一带辗转所听到的重要报告，清晰记录下攀西地区的具体地质情况，成为科学研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他也在日记里对科研成果深入反思并总结，通过分析地质数据、对比前人研究，在其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理论，为后来攀枝花磁铁矿的发现及新中国攀枝花地区的开发打下了坚实基础，更高涨了人们寻找矿藏、助力工业化建设的信心。

▲常隆庆在手稿中详细记录地质考察时的发现

正因这些日记，我们终于得以揭开《云南永仁纳拉箐煤田报告》背后的故事，纳拉箐这个一直用到1959年的名字，也成为后来三线建设者口中的“宝鼎煤矿”。10076.82万吨储量的煤田之上，是常隆庆一行人躬身实践奔走的身影，也是力透纸背的文字下为国寻矿的真情。

透过文字，我们能亲临他科研路上每一个重要时刻，也见证着他坎坷一生中的种种峥嵘。

在1964年对滇西的考察途中，5月15日下午，常隆庆与青年教师们一同攀上海拔3628米（据常隆庆亲自测量）的鹤庆石宝山峰顶，探访了山顶的古刹白衣阁。在返回途中不禁赋诗：

每到高山顶，便有凌云志。

既尽崎岖路，长啸三数声。

烟岚随灭没，日丽瞬澄清。

世事长如此，峰高近失真。

这是一生钟情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常隆庆，目睹古树间庙宇的沧桑变迁、尼姑庵的冷落门庭、众神像金身斑驳脱落后，油然于表的慨叹。写下的三首诗篇中，仅其一，便得以感受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复杂深刻的情感世界与深植内心的鸿鹄之志，是即使经历时代动荡变迁，仍相信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总有一线光明的人生哲学。

▲1964年在滇西的考察途中，常隆庆与青年教师们在鹤庆石宝山峰顶合影留念

正如孙女常欣女士在《怀念祖父常隆庆——寂寞听花开》一文中所追忆的那样：“（祖父）前半生的灿烂辉煌和后半生的怀才不遇，让生性豁达的祖父通身有一股仙风道骨之气。”他的诗篇，为大好河山，为儿女情长，写尽了风骨一生的豪情与柔情。

▲常隆庆时常将母亲照片带在身上

当常隆庆含辛茹苦的慈母、相伴一生的爱妻，于仅仅4年中相继离世，常隆庆的孤单、哀愁和悲痛，可想而知：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看。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知是几多时。

孟忧庶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辞。

同穴窈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准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母亲照片后面的文字

或许除了常隆庆及其家人，旁人很难彻底洞悉全诗的真意，然而，以唐代诗人元稹追忆妻子的诗作起笔，其间满溢的感恩之意、忧伤之情和思念之苦，却是且浓且重，一望可知。毕竟，为了“科学的春天”、人生的春天的到来，他已经苦苦等待了太多年。

可惜的是，等待了一生的他没有时间了，他生命的蜡烛，就要燃到尽头了。

1979年5月，常隆庆卸下了几十年来沉重的政治包袱，终于以“常教授”的身份留下了他在攀西地区筚路蓝缕的岁月，也是人生中野外考察的最后一行足迹。在女儿常嗣且女士的记忆中，那段时日里“父亲高兴极了”，七十多岁的身影再一次出现于登高攀山的队伍里，“甚至走得比年轻教师还要快”“一会儿要出差，一会儿去外头开会，忙得不得了，父亲说‘还有很多没有完成的事情，我要多干’”我们在常隆庆留下的报告和日记里，也看到他想要“大干一场”的兴致勃勃，在野外，他开心极了，还要当场写诗。

依循常隆庆最初的科研规划，不久后他便计划重回攀枝花，与当地的地质勘探队伍携手，对攀枝花的大地构造、矿产分布及其储量展开细致勘查，弥补多年前独自探险考察时的欠缺之处。为此，他特地花50元做了一身新衣，准备去拜谒那片他生命中最为牵挂的一方水土、那座他满心期待的城市，这份念想，随着他的逝去成了永远的遗憾。

历经50年的开发与建设，攀枝花早已不是当初的宁属一部，不再是昔日的不毛之地、萑苻之国，而是建成了“钢铁明珠”，时至今日，更是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钒钛之都”“阳光花城”和“康养圣地”，已然旧貌换新颜。

“攀枝花现在建成了，不要忘了发现攀枝花的有功前人常隆庆教授”——攀枝花，从未忘记。在今天攀枝花市的金沙江畔，常隆庆的雕像矗立在广场之上，以守望者的身姿“驻足”于南岸的密地桥头，向每一位踏入攀枝花的人讲述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数公里外，是他亲自发现的、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露天铁矿——兰尖铁矿，在他的身旁，每到春天，总有火红的攀枝花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