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1926~2022，河北乐亭人，中国著名工程地质学家。在斜坡岩体变形破坏模式、稳定性评价及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形成机制、运动特性、危险性评价、失稳时空预报、全过程物理及数值模拟、综合防治等方面有很深的学术造诣，倡导系统工程地质分析和全过程动态演化研究，提出了“地质过程机制分析与定量评价”学术思想体系和斜坡稳定性系统工程地质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曾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1957年调入我校，1983年~1988年任成都地质学院院长。
20岁那年，张倬元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在清华大学就读一年以后，他彻底被地质学的魅力吸引，并在地质系明确了一生的方向。1954年，张倬元被分配到北京地质学院当助教。1955年初，他开始在长春地质学院苏联专家主持的工程地质研究生进修教师班学习，补齐数理力学的短板。
上世纪50年代，党中央号召全国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为了培育更多的专门技术人才，补足能源资源方面的缺陷，探明矿产资源的“家底”，1956年，成都地质勘探学院应运而生。1957年，作为“西藏科考第一队”成员之一的张倬元被调到成都地质勘探学院任教，几十年来他踏遍了祖国的山山岭岭、沟谷平原；经历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工程建设中关键工程地质问题的论证。他提出了“地质过程机制分析”的学术思想，组织编写了《工程地质分析原理》教材，此书成为中国工程地质界的“宝典”，几乎人手一本。
他也是成都理工大学五大学科奠基人之一。他走过了波澜壮阔的一生。
工程地质是他的生命
高中读了两年之后，由于父亲失业，张倬元面临辍学、再失学的危机。当时是1946年暑假，恰值清华大学回北平招收新生，他以同等学历报考地学系并侥幸被录取。张倬元闯入的是当时对他来说一无所知的地质学界。读了一年之后，他开始深深地爱上了这一学科，也开始有了一个人生目标，或者说是立下了一个志向：“要为祖国探寻各种地下宝藏。”
地质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清华大学组织了57人的进藏综合科考队，这是中国科学家在西藏的第一次科学考察。张倬元作为应届毕业生，成为了科考队的一员。科考队一行在简陋的考察条件下，耗时18个月，行走1万公里的科考总里程，填补了对这一地区地质认识的空白。此次科考还确定了青藏高原的四个地层系统，发现了大量的资源与化石，建立了全新的区域地层柱状图……整队甚至国际地质界都很振奋。
“实践！实践！实践！”由此，张倬元深深认知到“亲临现场”和“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后来，来到学校当老师，他把这种“事必躬亲”也带到了这里，和学生一起出野外也成了他的乐趣之一。
直到老年，张倬元都保持了对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1986年，张倬元长时间在三峡库区调查崩塌、泥石流，每山必爬、逢沟必进。
张倬元将工程地质看作是他的命脉，他的乐趣。自20世纪50年代初的那次西藏地质考察开始，他的生命就与这片大地的山石、沟壑、平原紧密相连。几十年来，他的脚步在祖国西北、西南的崇山峻岭与深沟大壑之间穿梭，似乎在每一块石头、每一寸土地中都能找到他的热情和执着。
他经历过无数的风雨，也论证过众多的工程地质问题，在每一个重大工程建设中，都有他的身影。
2018年，记者随成都理工大学校领导前往探望前院长张倬元老先生时，92岁高龄的他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从卧室走出，第一句话就是和现任校领导讨论学校“双一流”学科（全国首批）的发展问题。
因为地学就是他的生命。
中国地质要走自主开拓创新之路
1957年底，张倬元被调入我校，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专业任讲师。当时，他刚刚过了而立之年，同事们比他还小，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术集体，也是一个始终团结合作的学术集体。
张倬元关心下一辈教师。1959年，后来成为大教授的王兰生刚调到成都地质学院，系里安排他讲“普通水文地质学”。他找到了张倬元并向他请教。在鼓励王兰生把这门课讲好的同时，张倬元还用自己的例子告诉王兰生，“给学生讲一分钟课，至少要花十分钟时间去收集资料和备课。”
1965年以前，张倬元带领团队致力于提高工程地质学的教学质量，编写合适的教材成为当时的首要任务。他与留学苏联归国的王士天老师合作编写了《工程动力地质学》教材，先由学校刊印在教学中试用，后由中国工业出版社于1964年作为高校教材出版。
于此，成理终于有了自编的而非译自苏联的工程地质学主课教材。它的出版曾使张倬元产生过前所未有的成就感。但这种成就感就被工程地质勘察实践中的新发现，涤荡得干干净净。
1965年，当时的成都地质学院水文系30多名师生组队参加了四川第一个大型水电站——龚咀水电站的勘察大会战，张倬元带队。
正是这为期近一年的工程地质勘察实践中的新发现和学到的新知识，使张倬元深深地意识到，亦步亦趋地学习苏联编写出来的教材，在解决中国工程地质问题中，“无用武之地”。太多“中国式”的地质问题，亟待中国地质学专家去现场、去观察、去研究、去解决，中国必须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走自主开拓创新之路。
当时，张倬元根据国外学者有关“崩、滑、蠕、流”的理论与方法，对于坝区边坡稳定性进行分析，在坝区花岗岩体中发现了一个蠕变变形体。他带领大家去现场观察，向师生和生产单位技术员进行讲解。斜坡变形体这一概念就是那时提出来的。
在他的领导和组织下，学校实习队分工负责的调查研究工作和专题报告均得到包括谷德振、潘家铮、李坪等专家在内的国家评审组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后来，很多老师说起和他出野外：“每次和他一起进行现场调查，都会得到许多新的启示和收获。”而每一次团队的野外新发展和探寻，成果都被一点一滴地保留记录，为出版更适合“中国当下”的教材奠定了基础。
1978年7月，地质部教育司召开了地质院校工程地质统编教材会议，决定出版“统编教材”以适应教学需要。工程地质专业课的课程体系采纳了成都地质学院所建议的体系。鉴于“工程地质分析原理”与“工程地质勘察”这两门课程成都地质学院已有使用多年的教学讲义，会前又提出了修订这两本教材的编写大纲，故会议决定这两本教材均由成都地质学院负责编写。
会后，张倬元作为这两本教材的第一编著者，与王士天、王兰生、李曰国等老师通力合作，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两部教材的编写。1981年地质出版社出版了《工程地质分析原理》和《工程地质勘察》两部教材，此书的出版，使我国在教材建设方面，完成了从“邯郸学步”到走自主创新之路的转型。
“不送”的学生
1983年，张倬元任成都地质学院院长。作为教师，张倬元要搞好教学；作为院长，张倬元开始思考怎么把学术与教学相辅相成地办下去。张倬元认为，提高学术水平，是为了能够壮大师资力量，最终要落实到教育上。简言之就是出成果、出人才。当时的教育路线倾向于教学，但大家硬是把教学和学术一起发展了起来。为此，学校跟克拉玛依合作办班，把教师以及毕业的学生插到了各个部门，还帮助水电部解决地质灾害问题。
但张倬元也有“不送”的学生。
现任国家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是他的爱徒，也是张倬元培养出来的第一个博士生。1988年11月，黄润秋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中国地质大学的张咸恭教授就托人转达了希望他能到地大去做博士后研究的意愿。
黄润秋有点心动，去征求张倬元的意见。这时张倬元正在因病住院。
听完黄润秋的话，张倬元一句话也没说，表情一下变得非常凝重。过了会儿，他眼眶湿润了。这时师母在旁边跟黄润秋说：“他是舍不得你呀，何况，张老师对你希望有多高，你知道吗？”
后来，黄润秋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认为“先生的表情和师母的几句话，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震撼。”他感觉到了张倬元对他的如父之情，也觉悟到了他对学科发展的责任，“这似乎是一种历史的责任。”于是，他婉拒了张咸恭教授。
2005年，经过20年的历练，三代人的艰苦付出，终于有了回报。黄润秋教授团队完成的项目“中国西南高边坡稳定性及灾害防治”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015年，黄润秋主持的《汶川地震地质灾害评价与防治》再次获得一等奖，这是团队10年内第二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张倬元仙逝后，黄润秋撰稿与恩师的回忆：“是您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领着我，奔波于高山峡谷、大江大河、高原戈壁，涉过了多少激流险滩，闯过了多少禁区难关。更让我在工程和科学的实践中更加深刻理解了人生的意义，更加坚定把自己的知识回报国家，回馈社会的信念和决心。是先生您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
愿下辈子我们从头再来，我还做您的学生，还紧紧地牵着您的手……”
打着吊瓶上飞机的校长
办大学要以教育为本。这是张倬元一直秉持的办学思路。要想提高教育质量，就必须提高师资力量和科研水平，两者并驾齐驱、相辅相成。时逢国家提倡建设重点大学，所谓“重点大学”，其标准是什么？就是学校的重点学科有多少。
为了朝这个方向努力，成理在学科建设上下了不少功夫。1988年在首批国家重点学科评审中，我校的“煤田、油气地质与勘探”和“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两个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那段时间，张倬元全身心投入了工作，夫人彭咏秋曾在张倬元的办公室准备了一个茶杯，但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无暇顾及喝水。茶杯成了摆设，盖子上也积满了厚厚的灰尘。而后张倬元也是因长期饮水不足，最终导致胆囊炎发作，不得不接受手术取出了一个像鹌鹑蛋大小的胆结石。
那会儿正值重点学科评审第二轮，他不放心，怕出差错，最后还是带着纱布绷带，被人抬上飞机去参加会议的。在现场，我校的两个国家重点学科以全票通过，评议组还特别对张倬元本人的答辩给予高度评价。
最终，学校不仅争取到这两个重点学科，还抓住一个合作机遇——与西南石油学院共建一个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回来后这个实验室就落实了下来。当时全国两个国家重点学科的非重点院校也仅有成理一家。
1988年退休后，张倬元继续申请国家重点实验室。那个年代，还没有“地质灾害”这个词来定义岩石圈的移动对人类生命财产、环境造成的破坏和损失。张倬元提出该词并给它起了英文名“Geohazard”，得到国际地质大会认证。1989年初，张倬元又亲赴北京在众多评审专家面前进行答辩，他着重说明：目前国际国内对岩石圈表层频发的地质灾害和不断恶化的地质环境，缺乏应有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学校所申请建立的专业实验室正是要承担起这一方面的研究重任。答辩得到全体评审专家的认同。
后来经过验收，“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终于在2011年建成。这个实验室的成功建立，意味着一个非211、985大学同时拥有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这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少见。任职期间，张倬元不仅关注学校的专业学科建设，在人文关怀上也做到了尽善尽美。
在住房紧张的年代里，张倬元顶着巨大压力，亲自督促修建了三十多幢楼房，终结了曾经的住房拥挤与困苦。而在新楼房建成前，张倬元带着自己的家人搬进了一座老三幢房子。在这栋老三幢里，张倬元一家住了整整三年。
张倬元任校长期间，每天清晨和傍晚都会外出散步，说是散步，其实是前往校内各处视察。张倬元的目光无处不及，有时甚至亲自动手清理校园花园的杂草。
晚年，张倬元还抽出二十万元捐资设立了“张倬元工程地质专业奖学金”，旨在奖励那些优秀的工程地质学子，为他们的学业发展提供资助和鼓励。这项奖学金，直到现在，都传递着张倬元对于成理学子的期望和对工程地质领域的关切之情。
人生之路，精神引领实践
在张倬元的信条里，优秀的人才，是智商与情商的共同发展。智商是智，情商是德。他觉得，在人的一生中，坚持做好一件事是很难的，无论是自己的兴趣，还是自己的专业，只要坚持，人生都能熠熠生辉。而他，正是在这样的坚持中，实现了人生的价值，他的每一步都如同诗行般深深刻在祖国的大地上，他的每一次探索都像是为这片土地写下的赞歌。
张倬元认为，“自强不息”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自强”的背后是每位成理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是成理人默默付出、努力拼搏的写照，一种精神绝不是一时一刻的产物，而是一代代人共同的创造，需要每一代人去继承、丰富和更新。
回忆人生的起初，在张倬元的幼年，父亲及两个堂兄顺应当时的潮流去闯关东，但他凭着那股子执拗劲儿，选择了坚持学业这条永无止境的道路。正是那首不时回荡在他耳边的小学校歌，“青年要立志，切勿自暴与自弃，马援立功汉杀敌，班超投笔封侯去，男儿当自强……让他有了11岁背井离乡、外出求学的目标和勇气。
哪怕耄耋之后，张倬元一直坚持不懈地为“深厚覆盖层”问题探索一个合理的成因机制解释，在他所热爱和从事的学科领域探索之路上，他也从未停步。2022年3月18日，张倬元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逝世，享年96岁。按照其遗愿，学校新种上了一棵松树，静静地“望着”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和这片地质的热土。
